中国祠堂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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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祠堂概述

　　喜欢中国名胜古迹、山川美景的人土，几乎都会对祠堂这种中国传统社会中所留下的特殊人文景观产生兴趣。祠堂建筑大都是坐落在风景秀丽、依山傍水的村野乡间或崇山峻岭上，其外观就像一座庭院式的住宅。祠堂前多有二座绘有各种雕刻的门楼或牌坊，上悬“某某祠”之匾额入内则有庭院、天井等建筑。中间宽敞高大的厅堂上塑立人物雕像；两旁的廊屋和厢房陈列碑刻、书文、字画等各种文物。祠堂的后殿，是陈放“木主”(即祖先牌位)的地方，气氛显得较为神秘，与前殿的格调颇有些不同。

　　风格古雅、气势宏大，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的祠堂建筑，是中华民族历时数千年之久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一种重要表征。在独特的祠堂建筑文化形式上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宗教观念、宗族制度、伦理道德，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和审美趣味方面的许多特点与个性。

　　祠堂建筑与祠堂文化的兴盛发达，与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祖先崇拜是从灵魂崇拜与图腾崇拜发展而来的一种宗教信仰形式，它的成熟形态，产生于父权制和私有制之后。其作用是确立和巩固父系血统关系，以保证权力和财产的正常继承和分配。由于祖先崇拜意识的普遍盛行，大量的祭祖活动也随之面产生出来。这些祭祖活动大都是在特定的祭祀场所，即祠庙中进行的，这种祠庙便是祠堂的前身。早在殷商时期，祠庙祭祖的活动已经  非常盛行。根据不同的祭祀规模，又可分为宗庙、祖庙、弥庙等不同类型。“宗庙”是同一氏族之人祭祖的场所，规模最为盛大；“祖庙”是同一宗族之人祭祖的场所，规模一般也较大；“弥庙”是同一家族之人祭祖的场所，规模要小于“宗庙”和“祖庙”。周朝以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对于祠庙祭祖制度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天子可有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侯王可有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大夫可有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士可有一庙，而庶人则不可有庙，只能祭于“寝”(家宅中的正屋)。这种严格的祭祀等级制度，体现了中国封建主的强大势力和集权统治。

　　“祠堂”一词的正式出现是在汉代。《汉书·张安世传》云：“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当时的一些王公贵族和士大夫阶层，大都在祖先坟墓旁边建立庙祠，而一般的庶人则仍然只能在自己家中的厅堂上举行祭祖活动。

　　“祠堂”之名虽然早在汉代时期就已经产生，但是当时的祠堂从其性质来看主要是墓祠，而并没有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家庙”形式，也很少与家族的宅院、居室联系在一起。到了宋代，具有家庙性质的祠堂形式开始出现于当时的一些土大夫阶层之中。南宋理学家朱熹在其所著的《家礼》一书中云：“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这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在建造房屋时，必须要先建祠堂。这种具有浓厚宗族血缘色彩的祠堂形制，成了维系封建家族关系的一种重要工具。

　　明代中叶以后，我国的祠堂建筑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明嘉靖“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于是各强族望族纷纷建祠立庙，宗祠遍布天下。尤其是在那些宗族制度较为发达的地区，更是祠堂林立、牌楼高耸，呈现了一派充满浓重的宗族文化色彩的景象。

　　祠堂建筑之所以会在明中叶以后得到迅猛发展，并不是偶然的，这同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和经济基础分不开。我国的宗法制度，一直是支撑历代统治者的社会支柱，特别到了明清时期，十分强调“祠堂族长的族权”，于是祠堂也就成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与具体象征。同时，由于我国长期受儒家“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而宋明理学又强化了这种伦理道德观念，视“孝为百行之首”，因此祠堂更是被视为高于一切、  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正像朱熹在《家礼》中所说：“或有水盗，则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品，后及家财。”这说明祠堂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当然，作为一种建筑和一种祭祀活动是离不开经济力量的。朱熹在《家礼》中谈到立祠堂之制的同时，还提出了“置祭田”的主张，以此作为维持祠堂、宗族活动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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